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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理咨詢是一個跟文化密切聯(lián)系的學科。這句話看起來容易，但卻是我在咨詢過程中切實的感受。不同的療法實際上跟這種療法的所在文化有關(guān)，療法創(chuàng)始人的文化氛圍跟療法的應(yīng)用有著很強的關(guān)系。心理學有一個主流幻想，就是希望有一種普世于全人類的心理學，但這種幻想只能存在于基本的心理活動中，一旦涉及情緒情感、動機、思維、語言、人格、社會行為這些層面，就不可能有全人類普世的內(nèi)容，因為各個民族差異很大，所以我們必須重視各民族自身的特點。

心理治療涉及人類特別復雜的心理，包括思維、情感、人格轉(zhuǎn)變等，如果我們試圖忽視不同文化的特點，這肯定行不通?，F(xiàn)代的中國人有很多阿Q精神，而美國人有很多阿甘精神，他們有勇敢嘗試的勇氣和堅持的力量，但從民族整體來說，他們不太喜歡思考深刻的哲學。美國哲學是實證主義和實用主義，這一特點特別符合我對美國的印象——在看美國警匪電影的時候，我總是覺得片子里遇到危險的人都不動腦子思考，但他們跑得很快，力氣很大，有很強的體魄。

美國人非常喜歡實用的東西，最早在美國本土誕生的治療方法是行為主義，即有什么刺激就有什么反應(yīng)，像開車一樣，踩剎車就停，踩油門就走。他們很少關(guān)心行為里有什么內(nèi)在機制。這種方法應(yīng)用在來訪者身上就是特別簡單的系統(tǒng)脫敏、強化等行為技術(shù)。

這些技術(shù)不太適用于中國人，因為中國來訪者都很喜歡動腦子。如果我告訴來訪者恐怖沒關(guān)系，只需要到大街上做脫敏治療就會好，也許這種方法有一定療效，但這些來訪者一定會產(chǎn)生一種想法：我自己也可以去大街上，為什么要你帶我去呢？我完全可以自己回家做。當然，他們自己不會回家做，所以這種療法的效果還是不怎么樣。

美國出現(xiàn)的第二個治療方法是羅杰斯的人本主義方法，治療理念跟行為主義不同，操作簡單，但想要做好卻不容易。人本主義療法沒有那么多復雜的東西，就是給予來訪者無條件的積極關(guān)注和共情。這種方法當然也有用，但用在中國人身上會比較麻煩。

現(xiàn)在的人比以前的人接受了更多的教育，使人本主義療法的使用更加麻煩。在以前，來訪者來做咨詢，治療師可能什么都不用說，只是表達鼓勵和支持，來訪者就會覺得很舒服。漸漸地，我們會發(fā)現(xiàn)對來訪者只是表達鼓勵和支持還不夠，時間長了，他們會找不到方向，然后也會不耐煩。

1986年的時候，我讀了很多關(guān)于神經(jīng)語言程序?qū)W（NLP）的書，這個方法很好用，效果也不錯，同時我也經(jīng)常用催眠和精神分析療法。NLP治療在美國很火，特別是其中的教練技術(shù)，這種操作簡單的技術(shù)符合美國人的心態(tài)——只要使用就有效果，不需要太復雜的操作——但這個技術(shù)在中國卻不是最適合的療法。

我特別喜歡精神分析療法，它很深邃，但在以前，來訪者不可能每周都來做咨詢，盡管收費不高，但長期的治療也會讓很多人負擔不起。森田療法在日本非常好用，強調(diào)順其自然、為所當為，即在焦慮中忍受痛苦。我發(fā)現(xiàn)中國人沒日本人那么能忍——很多日本人受過忍者訓練，所以森田療法在中國的效果就不夠好。

于是，我開始思考什么樣的治療方法才適合中國人。英國人和德國人講究理性主義，美國人講究實用主義，而中國人講究悟性，那么，悟性可以借助什么來啟發(fā)呢？那就是意象。中國人善于進行形象思考，我們的文字就是一種象形文字，我們的詩歌里充滿了象征。于是，我開始思考如何把中國的這個文化特點應(yīng)用到心理咨詢中。我試著把各方面學習的東西整合起來，發(fā)展出一套最好的應(yīng)用意象來做心理咨詢的技術(shù)。

我在精神分析中學會了釋夢技術(shù)；在催眠中學會了如何引導人進入催眠狀態(tài)和淺催眠狀態(tài)，在這種狀態(tài)下，人很容易看到意象；我又設(shè)法改進NLP技術(shù)，不再是頭痛醫(yī)頭、腳痛醫(yī)腳；同時，我受到了儒釋道文化的啟發(fā)，意識到密宗的觀想其實是一種意象，道教的存想也是一種意象。意象在每個派別里都有自己的解釋，解釋都帶有宗教性，從心理學角度來說，這些實際上都是意象心理治療。

比如，民間的巫術(shù)也是某種從意象出發(fā)的治療，也可以被看成某種暗示。一個孩子癔癥發(fā)作，經(jīng)常跟父母打鬧，父母也沒什么好辦法，只好請來一個巫師。巫師說他被黃鼠狼纏住了，然后用火烤或針扎等方式把黃鼠狼趕跑，孩子就沒事了。實際上，黃鼠狼就是某種意象，這個孩子可能是跟父母之間有某種沖突，但無法反抗父母，于是就把這種反抗壓抑在心中，而黃鼠狼的特點是愛鬧和調(diào)皮搗蛋，這就是他心中的心理意象。我們完全不需要相信或使用傳統(tǒng)巫師那一套迷信的東西，而是可以把這種癥狀作為心理象征來看。

我把理論和技術(shù)融合在一起，發(fā)展出一個新的療法。20世紀90年代初，我就在心理治療中使用這種療法，隨后的10年間，隨著我的堅持應(yīng)用和普及，這個療法慢慢成熟。1999年，我自己開始帶意象治療小組；2001年，我在北京林業(yè)大學做意象對話治療的培訓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學習意象對話。如果意象對話治療是個孩子的話，那么這個孩子已經(jīng)18歲了，可以上大學了?，F(xiàn)在很多人都學過意象對話，而且使用過意象對話治療的人也已數(shù)以千計。

隨著做的心理治療越來越多，我也越來越意識到文化的重要性。我并不是說外國人不能用意象對話療法，他們使用這個療法也會有效果，但使用效果不如中國人好。從2009年開始到現(xiàn)在，我嘗試并實踐了新的療法——回歸療法，這也是非常有文化特色的治療方法。

我覺得回歸療法的創(chuàng)始人是陶淵明，他把回歸療法應(yīng)用于生活實踐，當然還包括蘇東坡和王陽明等，只不過當時并沒有心理療法這種說法?；貧w療法有特別鮮明的文化特色，基本理念是無我觀，整個治療過程就是教我們怎樣回歸初心，回歸到赤子之心的層面。回歸療法所強調(diào)的個體品質(zhì)完全是儒、釋、道所提倡的個體品質(zhì)。

所以說，回歸療法的特點與儒家、道家、佛家思想無縫契合，這也是中國文化特別有意思的特點，就是能將很多東西融合到一起，融合率不可思議。比如，佛教來源于印度，最初傳來國內(nèi)的時候，它跟我們本土文化的差距看起來很大，但后來我們居然把它融入自己的環(huán)境里了，還可以跟中國文化無縫對接。這種文化觀念跟歐美為代表的西方文明有特別大的區(qū)別。西方文明是越分越細，完全背離了融合，比如基督教有很多分支，這些分支很難融合在一起。中國文化是一種融合；西方文化是一種分離。即便我們東方文化有分離，最后追求的還是一種融合——我們不拒絕分離，因為我們知道最后殊途同歸的點在哪里，而不是站在分岔的岔路上。

所以，我在回歸療法中發(fā)現(xiàn)這些東西可以融合在一起，在這個過程中，我體會到了這些方法實際上非常東方化。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。我所失的“馬”是小時候沒好好學習英語。中學的時候腦子犯軸，覺得花那么多時間學習一門語言沒有用；與其花時間去學一門語言，不如花時間來寫本書，書寫好了，自然就有人翻譯了?，F(xiàn)在回過頭來看，自己當時的想法真傻。研究生畢業(yè)后，同學們都選擇出國留學，但我沒有，我選擇研究中國人。雖然沒能出過深造，但我能夠更專心地去研究、體會和實踐中國心理學，而且我更清晰地意識到，中國古代心理學有一個特別重要的特點——跟自己的個人成長息息相關(guān)。雖然西方有些流派也強調(diào)這個理念，但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對此更加重視。對我而言，這并不只是學習的過程，也是自我成長的過程。

在自我成長的過程中，我又發(fā)現(xiàn)了差異：成長的目標是什么？關(guān)于這一點，東西方所追求的東西完全不一樣。東方儒、釋、道所追求的人生境界是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。自古以來，中國人實際上都是重視生活哲學、人生哲學和心性哲學的研究，而不是努力在自然哲學上有所成就。由此可見，中國人更注重對心的探索。

從宗教方面來看，西方人認為人不可能成為神，所以只需要信奉上帝，把自己交給上帝就好。但東方人卻正好相反，無論是佛教還是道家，修行的終極目標都是天人合一，甚至超越天地。目標不同，做法也就不一樣，心理治療也是如此。在我做咨詢和自我成長的過程中，我對這個的體會越來越深。

我最初推出意象對話療法的時候，遭到了很多質(zhì)疑，但當時年輕氣盛，所以對這些質(zhì)疑感到憤憤不平。等我開始推出回歸療法的時候，質(zhì)疑少了，我自己也不再那么年輕氣盛了。當時我有一個私心，這不是個人私心，而是文化私心，就是希望能夠誕生一個中國本土的心理治療技術(shù)，并且能夠一直傳承下去?，F(xiàn)在回過頭來看，雖然那時的我學習還不夠，成長也不夠，但我對當初的決定卻絲毫不后悔。毫不謙虛地說，意象對話影響力的寬度和廣度還是很大的。這么看，我所付出的努力和因被質(zhì)疑所承受的壓力都沒有白費，我還是很欣慰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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